黄灿然，著名诗人、翻译家，
他的译作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。
他上一次出圈进入大众视野是在3年前，
在许鞍华导演的纪录片《诗》中，
他称自己从香港搬到大陆，
是因为“经济流亡”。
这个说法，也许概括了他的半生：
文学上的名声不断累积，
现实的生活却常常捉襟见肘。
年少时，他白天在香港的制衣厂做工，
晚上回到拥挤逼仄的棚屋（木屋）。
21岁，他经过两年的夜校学习，
考入暨南大学，
毕业后他进入香港《大公报》做国际新闻翻译，
25年里，没升过职，没提过涨薪。
2014年，他辞职、离开香港，
搬到深圳海边的村子里，月租1000元，
此后，他把全部的时间留给诗歌和文学翻译，
房东涨价，他就再搬。
60岁之后，他更是争分夺秒，
他说：“不能浪费时间了，要做的事情很多。”
翻译和写诗，经济回报少得可怜，
一天的耕耘甚至换不来一包烟，
但这二者之于他，是“活着的理由”。
今年夏天，一条创始人徐沪生来到深圳的坪山仔村，
拜访这位他认识了十多年的老友。
一年到头，黄灿然总穿着差不多的衣服，
鞋底也磨出了小洞，
他却安然处之。
他的生命不以扩张的方式展开，
只需要一个很小的角落，
一本书、几部词典，
他的生存是艰辛的，也是坚固的。
在坪山仔村的村民眼里，黄灿然是那个每天在山野间遛狗的瘦削男人。没有人知道他写诗，也没人知道他翻译过文学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作家。
他的家“寄居”在一位村民的自建房里，他租下了房子的第3层，推开主楼侧边的一扇小门，沿着窄窄的步梯向上，狗狗的叫声最先迎接客人——黑仔和摩卡，都是黄灿然来深圳后收养的小狗。黑仔是帮洞背邻居遛的，遛着遛着就带回家养了；摩卡是搬到坪山仔村后一个大雨天夜里在路边捡来的。在这个安静的家中，它们是最热闹的两位成员。
黄灿然笑着从门后探出头，为我们泡上茶，端出煮好的花生。他清瘦的身体上套着两件短袖，年轻时他生过一场大病，从此格外注意保暖。
房子的西南两面被绿色环绕，走到小阳台，视线的尽头是绵延的小山。稍远处是高耸的七娘山，白云或远或近，山林间缀着两三座岿然不动的巨石。他经常搬一把木椅子到阳台上，面对眼前长久静默的山脉，读书、做翻译，黑仔和摩卡就在他的脚边闭目养神。
一张不大的书桌，是他在这个世界活动的原点。他从成摞的书堆中，挤出一小块工作的空间。他用手机工作，坐下时，背挺得直直的，双肘撑在桌上，肘关节磨出黑茧。
在这个飞速跃进的世界里，黄灿然保持一种静止。他不喜欢旅行，从深圳回香港已经是他日常去到的很远的地方。他不怎么用AI，无论工作还是生活，“我在研究的东西，它是不可能知道了”。他没有搭上过时代发展的快车，也从未因此失去什么——潮水退去时，他不会因为亦步亦趋被拍在岸上。
他有一首诗《世界之大》讲述了他不喜欢旅行的理由：一个世界旅行者，是不可能去到他的出生地晏田，或者那个镇罗溪，甚至可能泉州都没去过，假设“我”是那个旅行者，竟然没去过我的家乡，那不是可悲又可笑吗？
十二年前，他离开生活了半辈子的香港，搬到深圳的村子。从香港《大公报》辞职的那天——那是一个他呆了25年的地方，走出大楼时他没有任何留恋，“太奇怪了”，他说，“我是不是待得太久了？”
在许鞍华的纪录片《诗》中，他把自己的迁徙形容为“经济流亡”。最初他落脚在洞背村，房租每月1000元，不到他在香港住的唐楼租金的1/8，但空间扩大了两三倍。在洞背生活了8年，房东想要房租翻倍，他只好又带着一百多箱书籍，搬到如今的坪山仔村。
他循着更便宜的房租流动，但并未给他带来任何不方便的感觉。他说，在中国是可以生活在夹缝间的。“夹缝这个词，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小，而且是很讨厌的那种东西。但事实上因为中国足够大，你在这个夹缝里面，有很大的空间。”
租住一百多平米的自建房，是他在香港想都不敢想的“豪宅”。出门散步，不再是被高楼填满的天际，抬头有广阔的天空，翻过山，是望不到尽头的海。他的身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了更多伸展的空间。
年轻时候的那场大病，让他体悟到“人是物质性的”，从此就认真吃饭、好好锻炼。他强调蛋白质的重要性，家里的冰箱储存着牛肉、排骨和虾，除此之外便是向惠州农场订购的蔬菜和蜂蜜。虽然经济并不宽裕，但他很讲究食物的品质，保证身体摄取充足的营养，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工作。
他每天早起，先自制一杯港式咖啡——微波炉加热黑白全脂淡奶后，在装了淡奶的杯子上用挂耳袋冲泡提前磨好的咖啡粉，最后加上一小勺白糖（脑力工作对糖的消耗量很大）。再冲泡一小杯蜂蜜水，这样可以维持几个小时的工作。到了十点左右，他会煮上一碗小米粥或是一点鹰嘴豆当作正式的早餐。午饭之后小憩一下，等到体力恢复，又开始雷打不动地读书、翻译，直到半夜。
翻译对黄灿然来说，是一种“修持”，需要精神的高度专注，浸入其中便能忘记烦恼。从英文转译一本诗集，他会对照不同英译者的版本，有时候为了一个词，他要琢磨很多个晚上，比如，用留下、驻留还是停留？他一遍遍唤起自己细微的感受，去捕获更准确的语言。
他翻烂了七八部比砖头还厚的《英汉大词典》，蜷起的毛边、散开的书脊，是他投入时间的印记，他笑称：“都可以进博物馆了。”
有人说，翻译像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彼岸。他用尽时间，认真地行走在每一个词语之间，字斟句酌地打捞回翻译中可能的损失。
有时候，他一个月都见不到什么朋友。他经常一两天不看微信，手机的页面也干干净净，只留几个必要的APP。他把手机、短视频比作“美杜莎的目光”，每天我们面对美杜莎的目光，被石头化好几次。而他用手机查资料、做翻译，手机就成了珀尔修斯反杀美杜莎的铜镜。
工作太累了，他和女友步行到三公里外的南澳镇，去全家或是麦当劳喝一杯咖啡，在空荡荡的码头晒太阳、吹海风。“就这么简单的生活，很枯燥，但对我来说，没问题。”
在他的前邻居、朋友周慧的眼中，黄灿然是朋友们心中的“定海神针”，“谁遇到事情，只要和他说几句话，有时甚至只用看到他，看他心无旁骛地走山，大口吃饭，看他在窗边的写字台长久又长久地工作，就能得到答案。”就连小狗黑仔，一遇到雷雨天，它也要躲到黄灿然的裤腿下，从一动不动的主人那里获得一些安慰。
虽然村中无人知道他写诗，他却悄悄写下村子里的一切。房子不远处的小广场旁，有两棵交缠的百年古树，一场台风拆散了它们，三百年的依傍一夜终结，他写下一首《无偶树》为此悼念，
他也为家中的泥壶蜂写诗。书柜后的缝隙，常有泥壶蜂寄居于此，每天进进出出，留下它们的房子——一只只奇形怪状的精美小陶罐。黄灿然每次离家前，都会专门为它们留一扇阳台门，供它们自由出入。
他有一双在平常中发现奇迹的眼睛，把平凡到不能更平凡的事物变成诗，他的朋友诗人、评论家凌越说：“是因为他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看着这一切。”
在深圳的村里走山，黄灿然常常感慨像是回到了童年。那是60年代的中国，泉州的晏田村，四面环山，只有16户人家。山很高，经常起大雾，想看到外面的世界并不容易，他经常光着脚走上半天，走到悬崖边，山的背面不过是另外一座山。
成长过程里，他已经饱尝贫穷的滋味。由于村里没有什么小孩读书，他总是要一个人背着包囊沿蜿蜒的山路上学。1978年，15岁的黄灿然几经周折跟随两位姐姐，移居到了香港。但香港的繁荣与他无关。他在制衣厂当杂工，给牛仔裤缝纽扣、锁边，帮货车司机卸货，他躺在一捆捆热乎乎的牛仔裤上歇息，车间里没有空调，轰隆的机器声和粘稠的空气搅在一起，人永远是湿漉漉的。
有一次，他的拇指被一整颗钉子刺穿，人被送去了医院。血流如注，他说印象里没有痛，只是觉得麻了。
晚上，他回到棚屋（木屋），房子密密麻麻，屋顶是铁皮搭的，雨落下时聒噪不已，冲凉只能穿着短裤蹲在路边冲，要么就在公共厕所。有一次，他坐巴士经过越南的难民营，他趴在玻璃上流露出羡慕，难民们住得比自己好。
“就是绝对没有更低的（生活）了，已经去到最低了。所以这回过头来说，好像我的生活在一直改善。”
在工厂的日子，他唯一的爱好是读书。书籍之外，他没有朋友，无人说话。工友们嘲笑他，读书有什么用？当时，办公室职员的工资可能赶不上一个打工仔的收入，“因为是计件的，你做得比较快，又加班，你的收入可能更高”。
每月两次的出粮日（注：粤语中的发薪日），工友们领到薪水后，吃喝嫖赌，他却跑到家附近的观塘书店。读书却没能拯救他的苦闷，因为太孤独，太迷茫，他整天想着自杀。
唯一的一束光来自于老家的舅舅：你这么喜欢读书，应该去考暨南大学，那里招收港澳生。于是20岁，他从ABC开始学英文。白天在工厂上班，晚上在一个叫作“重生”英文夜校的地方，从香港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念起，抱着一本《新英汉词典》翻来覆去地看。
写诗是从大学期间开始的。1984年，他如愿考进暨南大学，并加入了当时刚毕业的上海诗人沈宏菲创立不久的红土诗社。很神奇，好像一下笔就会写。一年后，他就被任为社长。
1990年，他考入《大公报》做新闻翻译，几年后他就成了报社译得最快最好的人之一，最快的时候一小时译1500字，手指哒哒哒，像弹钢琴一样。
90年代，香港的制造业转向了珠三角地区，工友们纷纷失业，做货车司机、出租车司机。他们说：你怎么能预知未来？他说不知道，只是自己喜欢，“命运中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安排”。
大概两年后，繁重的翻译加上长期夜班、抽烟喝茶、饮食不规律，摧毁了他的身体。最恐怖的时候，他在房间里，感到身体要飞出去，下一秒就要破窗而出。理智告诉自己要后退，身体却不受控制。
随后的十多年，抑郁症将他拖入灰暗的水下。他在《病人》一诗中写道：“灵魂的棉絮飘飞，肉体也像借来的。”《一生就是这样在泪水中》也写于那个时期，“一生就是这样在守望中舔起伤口。/对人冷漠，对己残酷，/对世界视若无睹，对花草不屑一顾，/一生就是这样在反省中拒绝悔悟”。他吃抗抑郁药，有时候，讲电话时意识突然卡住，头也转不动了，“像是处在死亡的阴影下”。
1993年，妻子和孩子从内地搬来香港，具体的琐事占据了生活的上风，租房、供孩子读书，分散了他的胡思乱想。他开始走山、游泳，牛仔裤的口袋里永远放着一盒救心丹。食物是最终帮他脱离危机的那个关键。2006年，他开始在公司附近的西餐店吃牛排、三文鱼、虾，一个月到手本就不多的工资，相当一部分花在吃饭和买英文书上。他说自己的身体是吃回来的。
他从蹚过的“地狱”爬了出来，“像感冒恢复后，觉得原来的世界非常舒服、非常美。”
诗歌主动地贴近他，短短3个月里，他写下了90首诗。阳光、风、绿色，目之所及都在滋养着他，看到一块石头会感动得想要落泪。“下雨，已经不是平时的雨，你晒着阳光，你不是躲避，你对这阳光有具体的微妙的反应。”
他开始进入一种跟世界恋爱的状态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的灵感“波澜壮阔”，“看任何东西都是活的”，一个招牌、菜市场上的蔬果，都会变成有生命的东西。日后，这些诗被他收录进了《奇迹集》。
“以前是我在写诗，现在是诗在写我。”“世界全是诗。”
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？这个问题从他十几岁的时候，就开始纠缠他。也是在长达十多年的抑郁、迷茫中，文学翻译给了他“为别人”的价值感，就像摆渡人，横跨语言的河流，把在世和后世的人护送到文学的彼岸。
那时，黄灿然就确认了文学翻译和写诗这两件人生大事。他曾经把写诗和翻译的关系比作：“诗人是一家之主、精神领袖，一年只写十来首诗；翻译是家庭支柱，勤勤勉勉、任劳任怨。”
翻译像马拉松，要在反复的查阅、比对中磨练耐性，“翻译中没有天才”，一步一个脚印地换来用于生计的面包。
诗歌是灵感之子，有不可捉摸的神秘性，需要诗神的眷顾。但飘忽不定的诗，是他体验自我、发现世界的秘密通道。这种最自由的文体，带他跳出语言创造的牢笼，一遍遍激活他对世界的感受。
黄灿然曾对许鞍华说过一句话：“要努力不赚钱。”
这句话会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显得过于不合时宜。当整个社会都在制造财富焦虑的时候，黄灿然给自己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要求：金钱，不是换取自由的必然前提，甚至相反，可能引他走向一条自己不想走的路。他说“努力不赚钱”这句话可圈可点，在确定了赚不赚钱的边界之后，就要尽量在不赚钱的工作范围内尽可能赚钱，例如遇到约稿，只问价钱，不问刊物。
他对此有充分的实践。不久前，友人在饭桌上建议他开一档诗歌音频课，市场广阔。黄灿然摇了摇头，大叹一声：“（这种课）内容含量太少了”，他没有兴趣。
更年轻的时候，常有报社邀请他写评论、开专栏，稿酬可观，大多都被他拒绝了，“评论需要大量且大块的时间，大约两篇长评论就相当于一部翻译著作的时间”，所有会损害翻译和写诗的事情，都被他拒之门外。
在《大公报》的25年里，他没有跟老板提过升职加薪的需求。有报社开出高薪想挖走他，他思量后拒绝：“肯定要付出代价的。”
很长时间里，黄灿然只穿一双鞋，穿烂了再买。如今他脚上的运动鞋，鞋底已经被磨出了小洞。一件物品，但凡还有拯救的余地，他绝对舍不得丢弃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他要把磨烂的牛仔裤送去镇子上的裁缝铺，缝缝补补又穿一季。
客厅的大书架是开茶馆的洞背邻居送的茶叶柜。家里很多椅子是别人送的，电脑、音箱、茶壶也是朋友送的，三个房间的三台空调分别是三个朋友送的。
但于他而言，这种清贫微不足道——把欲望降到最低，既不会被它拖着向前，也不用花额外的时间去做选择。
物质上拥有得很少，他对身边的人却非常慷慨。他在洞背村的邻居周慧说，黄老师送人东西，一定都是自己用了觉得最好的，为此他还嘱咐过女友，千万不要把自己觉得不好的东西送给别人。村头的保安、小饭店痞里痞气的中年老板、年轻青涩的装修工，他总有耐心同他们久久交谈。
翻译和写诗，都无法带来稳定的经济回报，但从未困扰过他。他引用过《圣经》里的一句话——生活不用担心，天上的鸟地下的蛇，它们没手没脚都能活，人不用担心活不下去。
尤其是过了60岁之后，时间对他来说更加紧迫。他更少外出了，以前为了省钱，可以多转几趟巴士；现在他宁愿花几百元打车回香港，也不再花时间和精力在路上辗转。
以下是徐沪生与黄灿然的对谈节选：
徐：你在《大公报》从事国际新闻翻译工作，25年里面，中间有产生动摇过吗？
有过两三次，是别的报纸杂志找我，给了比较高的工资。但是我知道，你这个肯定要代价的。
新闻翻译这个工作的好处是它简单，翻译熟了之后，我像弹钢琴一样，跟打字一样快了。就是个很机械的工作，你可以把我当成个最精密的AI吧。我不用思考，也不用策划。比如你一旦要我去策划一个东西，我这种人又是完美主义者，那会很占时间。
徐：听上去你在工作里，是在主动当一颗螺丝钉？
我绝对是螺丝钉啊！我连名片都没有的，因为我也不用跟人家交往啊。我大概是工作了十几年之后，我们有一个老总去查人事档案，发现诶，黄灿然从来没升过职啊。按我当时的成绩，三年后就可以从普通翻译变成高级翻译，所以他就很惊讶。
徐：那时报社人应该知道你是写诗的。
很少很少。诗人不是一个很亮堂的名字啊，给人家感觉是很怪的。97 年的时候，我在香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，在香港都没人敢说自己是个诗人。
徐：我是2014年从《外滩画报》辞职，去做了《一条》，我们两个算是走了两条相反的路。
我很清楚，我再做别的东西，我就没办法照顾我自己的写诗和文学翻译啊。如果我有职业的野心，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，他们也知道我是个人才，说不定他们就把我以后培养成国际新闻部的主任，那你到时候是很难下来的。
“认真，但不关心”，这是我最重要的工作原则。不关心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就拿工资，你让我译啥就是啥，至于后面就不关我的事了。
但我又是做得最好的，我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，只是第二天的报纸我自己从来不看的。我在公司翻完（新闻），去那个楼梯口抽烟，我就开始校我的文学稿了。你根本就不关心这个公司里面的任何东西，我有新同事进来，三个月知道的八卦那比我多多了，有时候换了某个老总啊，我也很久才知道。
徐：那你为什么从《大公报》离职了？你从香港搬来深圳，是什么契机？
其实有很多东西聚合在一块。当时我还在《大公报》，有个诗人朋友（陈东东）说要来深圳，我们是十年八年才见一次面的，我就请假从香港过来了，七八个人一起去了深圳一个海边的山村，就是洞背村，那给你的感觉是干净又安静。回香港以后，我还是老想起洞背村，这很奇怪。2014年春天我就又一次过来，在诗人孙文波的家里住了两三个晚上，我就决定，准备辞职搬过来。
还有经济的因素。我当时已经离婚了，我在香港重新租房子，妈呀，那个房租好贵啊，大概40多平方的，月租已经要1万块了，而且是唐楼，没电梯的。
实际上我当时的工资1万7左右，我想吃得比较好一点的，我想买英文书，买烟，发现不大够了，诶这样一算，我住在这完全划不来了，为经济所迫，我必须得来这里。
徐：你在洞背的最后一年没有写诗，有过焦虑吗？有没有觉得江郎才尽？
那个时候我已经60岁左右，谈不上江郎才尽了，我无所谓了。我觉得我一直担心的是40岁，我能不能写诗？50岁，能不能写诗？因为新诗以来，一直有一种“宿命”，很多诗人写到二十几岁、三十几岁就不写了，后来吃的就是这个老本。但像我们古典诗有晚年的诗歌，有中年的诗歌，有各种变化，只是我们新诗里面这方面基本上没有。
60岁之后，我是有两本诗集吧，从洞背到这里，我还是感到我写的诗应该是越写越好了。
徐：大家都认为你的翻译是很高产的。翻译这么多年，你一共出了多少本翻译的诗集？
我翻译的速度是很快的。但是呢，翻译并不是说你随时拿起来就译。比如说我在做里尔克诗选，我译了大概110多首的短诗，但我是从他的所有诗里面去读，（仅仅是未结集的诗）大概有700多首，读了有感觉了，就把它选出来。因为感动你的那一刻是蛮重要的。我要去翻、去读不同的译本，包括你查德汉词典来校准它。
徐：翻译耗了你几乎现在最多的时间，但你也说翻译对你来讲，几乎是一个服务别人的事情，经济上完全是不划算的，烟钱都回不来。
是，周慧说过一句话，她说我最穷的朋友就黄老师了，诶，这蛮准确的。其实这种东西说起来蛮简单的，我二十几岁就知道了，就说如果你一切都很不错，工作也不错，财务也不错，你身边老婆孩子房子车都有了，实际上你的精神就要出问题了。
因为没有下一步了，你的人生差不多就到尽头了。所有这些都会集在一块问你，活着为了什么？
徐：还是生命的意义的问题。就像托尔斯泰到45岁的时候享誉欧洲，突然觉得我生命意义在哪里？晚上他的那个裤腰带要放到外面，因为怕自己上吊嘛。
我曾经也遇见过三四十岁的、没有什么忧虑的人，突然间就跳楼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知道下一步。如果你更蠢一点，我继续赚钱啊，我继续爬得更高，这也蛮好的。吃喝玩乐很开心，你真的就没有精神危机。但有些人就偏偏在某个程度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他的一切都失去意义。
徐：你当时是怎么处理这个精神危机？
你得找一个理由让自己能够活着，而且你要知道任何一条路都有可能是把你引向歧途的。我当时想的是，佛他悟道了之后，他还传教，他是为别人而活。
我就觉得，我能不能为别人呢？你拿什么为别人啊？那我说好，我做翻译也算是为别人吧？那这样的话呢，我的人生就突然间就简单了。你可以想象一个三四十岁的人，他有各种诱惑包围着他，突然间想到这个的时候，啪地一声，把这个（负担）就卸掉了。
徐：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香港见面，是十几年前了。你跟我讲，“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觉得时间哗哗哗地流”，你现在这种感觉还是很强烈吗？
我现在我已经不是说哗哗哗流，真的是准备后事，这不是说悲观，是说你要做的事情很多，不能浪费时间了。比如说你活到90岁，按我现在要做的计划都不够做了。
你原来在50的时候，你感到你还有一半，但是你过了60，真的不一样。（如果人生）一共9个格子，现在你爬过了第六个格子，你发现剩下的就很少了嘛。你必须就把该做的事情做了，争分夺秒，当做世界也不存在。
徐：那你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？
我们是最没有资格给年轻人说话的，为什么呢？唉，因为我们当年就年轻，充满梦想。但现在我也有点看不到未来。
但是前阵子，有三个年轻人过来安装朋友送的空调。他们就是很诚实，身体很健康，我给他们喝茶，问一下，最小的才20岁，都是梅州梅县的，在一家惠州的空调公司做搬运和安装。他们住在一块是为了省点租金，他们自己煮饭，在一起讲家乡话。其中一个还喜欢喝茶，我另一个朋友送的蛮好的茶，我就给他们。
这几个活生生的年轻人，相当的淳朴，有青春的力量，这三个人真的是我今年看到的、我认为叫做“希望”的东西。
我看过不少人生活在夹缝里面，夹缝这个词呢，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小。但是在中国而言，它这么大的体量，你在这个夹缝里面，事实上有很大的空间。
就比如说在香港，你想找一个房租便宜的地方，可能是没有的。但在深圳，那我退到郊区，我的活动空间就大多了。我本身是为经济所迫，但是这个小小的逼迫，跟我本性上很喜欢的东西，刚好造成一个很巧妙的混合，有大自然新鲜的空气，有最好的风景。
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不用在体制内或公司里干到快退休的时候，才觉得你的人生毫无意义，事实上，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空间，你必须得有点行动。当然，你第一件事，你得有自己的事情要做。
徐：之前你在洞背的朋友说，黄老师看书可以一看七八个小时，你是怎么保持专注的？
人专注的时候，他就能够避免世俗命运的摆布。我们专注在做一件事的时候，周围的东西就会消失，上面是天，下面是地，中间就你一个人，天地人就成立了，有点像“神助”的东西就会出现，老天会在你比较关键的时刻帮助你一点点，不是帮助你发财，而是帮你在某个时刻渡过难关。
就像我在工厂，整天读书，很苦闷，也想着自杀呀。这个时候我舅舅就给我了一句话：你应该去念大学。就一句话，这样就帮了我。
你专注的时候，你周围的一些好的你也不知道，坏的你也不参与。像股票啊，人家赚了很多钱，你没有赚到，但人家跌得很惨，也不关你的事，这样就可以幸免于某些灾难性的东西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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